moses: 聚会处七大使徒及其结局——倪柝声的教会观结出的恶果子

聚会处七大使徒及其结局

——倪柝声的教会观结出的恶果子

年轻人比较熟悉灵恩派满世界游荡的使徒先知，但是对于聚会处封立的七大使徒鲜有耳闻。1935年在烟台浇灌充满倪柝声的灵是灵恩派的邪灵，所以灵恩派的各种怪相在地方教会聚会处并不少见。灵恩派的灵是个冒充主耶稣冒充圣灵的邪灵，又常常自立为神，要与父神同等，或者超越父神和基督的权柄地位。那邪灵启示倪柝声巧妙地通过“三一神成为肉体”与“基督就是那灵”，让他的信徒认为那灵就是父神，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三一神只不过是那同一位灵在不同时代和场合的不同彰显形式。李常受捡起倪柝声的衣钵，并发展出那灵后来成了常受主，发展出华人中最邪恶的四位一体异端。

浇灌倪柝声和李常受的灵都是灵恩派的邪灵，他们身上邪灵的手段都与灵恩派的花招如出一辙。倪柝声控诉宗派造成教会不能合一的罪恶，与灵恩派的邪灵倡导普世大合一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定罪主耶稣基督的圣洁教会。教会从来都是合一，是神自己做成的，教会是在真理和圣灵里合一，自从教会产生时直到如今都是一个合一的基督身体（约17：21-23；林前1：10-13）。认识不到教会合一的“基督徒”肯定是个糊涂蛋，指控教会没有合一一定是出于撒但的诡计（如同灵恩派指控基督徒被孤儿的灵辖制、父亲形象缺失，诱惑他们认贼作父一样，基督徒有父神的同在，有基督耶稣长兄，有圣灵恩师的内住帮助带领，有无数手足肢体同行天路，从来不可能是孤儿。）倪柝声认为别的宗派都是属魔鬼的，是罪恶的组织，只有他按着神的心意恢复了教会应有的模样。倪柝声反宗派的目的是为了按自己的意思建立一个不受约束不受检验的宗派，因为所有其他派别对他的批评都成了魔鬼的攻击，是神给他的荣耀的十字架。

倪柝声李常受认为自己是时代的职事，是神在这时代特别拣选用来揭示恢复被教会误解、掩盖数千年真理的使徒先知。这与当代最大的灵恩派先知雷克乔纳把使徒保罗的启示定为过时的、低级的，把他自己做噩梦和交鬼得到的启示定为时代性高级的启示是同样的诡计。他们得到这样超越记载圣经的使徒先知权柄后，就可以任意解释、添加或删改圣经而不需要被检验。如果有和传统教会对圣经解释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这样职事恢复神的真理的贡献，从而他们永远是真理。

对于教会的观点，倪柝声主张恢复到使徒时期的教会生活，效法圣经中初期教会的榜样，提出一地只能存在一个教会的地方教会原则（李常受后来的召会运动、寇世远基督之家的天下一家四海一统都是倪柝声地方教会原则的传承应用)，亦公开谴责宗派的罪恶，自然造成各宗派团体对他的反感，批评这是属灵上的骄傲与闭关，其实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大合一，要在宗教上总齐八荒一统天下，所以聚会处的发展表现为以偷羊、分裂攻占别的教会为主。他们认为从世界里抢出不信将亡的人和从别的宗派中捞出人来同样功德无量。

倪柝声亦主张恢复圣经中信徒皆祭司的理念，谴责牧师制度，认为领薪的牧师不符合圣经，提倡全体信徒全体事奉，传福音、祷告，重视信徒的造就，提倡分区家庭聚会（即聚会处制度）。

1922年暑假，初出道19岁的倪柝声和24岁的海军军官王载决定跟随《使徒行传》上记载的初期教会的榜样，在福州仓山毓英女校王载的临时住所，开始第一次擘饼聚会，只有3人参加：王载夫妇和倪柝声。到1948年，倪柝声以“耶路撒冷教会模式”取替过去的“安提阿教会模式”，并且对他的若干重要教会观念作了修定。倪柝声这个时期的思想主要见于《教会的事务》、《教会的正统》、《今后工作的路》、《权柄与顺服》、《如何作神代表的权柄》等著作中。因着这种新模式的出现，地方教会便因着其所在地之不同，产生了两种教会之分别：

普通的地方教会——这种教会基本上一如过往，是由长老、执事分掌教会属灵及一般性事务的。

工作中心的地方教会—— 在这种教会中多了一班使徒（注：无论是天主教或是基督新教，很少有人承认今天还有使徒存在，聚会处的做法与灵恩派教会如出一辙）。虽然使徒不能管理教会，但这班使徒却以弟兄资格成为当地教会的长老，从而治理教会。再者，由于此地为工作中心，必须加强讲台的供应，而这个责任自然落在使徒身上。正因为这样，工作中心的地方教会自然会比普通的地方教会优越，最终俨如一领导地位的中央教会了。

为配合耶路撒冷模式之推动，倪柝声进一步阐明权柄与顺服之重要性，从而坚固、强化使徒之地位。

倪柝声指出信徒必须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代表人，以示其对神的顺服。在地方教会中，神所设立的最高权柄是长老，但长老是由使徒所设立的，换言之，长老的权柄来自使徒，他们便不能推翻使徒的权柄；同样地“长老的设立，是在乎使徒；长老的废除，权柄也在乎使徒”，长老应学习听从使徒的权柄，“因为他们之所以有，乃是使徒叫他们有的”。（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五册，教会的事务，繁170-171页。）

倪氏对于废除设立长老的观点，无疑是把长老置在使徒之下，使徒在教会中的权力得以具体地强化起来了。为了配合使徒工作性质的转变，工作量的增多，倪氏认为需要对使徒加以培训，于是自1948年5月起，他便在福州鼓岭成立训练中心（培训使徒）。由各地教会挑选有潜质的使徒加以系统的培训，提高使徒的素质。（倪氏早在解放前就开始可培训封立使徒。而当代全球首席使徒，灵恩派大掌门彼得·魏格纳到1999年才开始成立国际使徒联盟，批量按手生产使徒先知，倪氏比他早了半个世纪。http://www.coalitionofapostles.com/about-ical/）

此外，为配合耶路撒冷的中央集权路线，倪氏也发起了“交出来”运动。“交出来”就是要变卖一切，把一切拿出来，奉献给主；“交出来”也包括把信徒个人献上。交出来也包括教会本身，教会也要交出来，好让使徒接收教会。此举引起一些地方教会的反感，更造成不少地区教会分裂。

无论如何，随着时局的转移，倪氏在抗战后的教会观确是走向中央集权制、权柄主义发展，这一点就引起了不少的批评。这实际上是提供了一种造神模式。这种造神的效果，倪柝声的外甥陈终道牧师曾有这样的描述过倪拆声与小群教会的关系，以今天的用语，可算为“魅力领袖”的典范：“当我一九四八年回到福州的时候，最使我失望的是，我觉得他们当中有些人实在敬拜神，但有好些人在那里‘敬拜’他们的偶像。我们可以常常听到‘倪弟兄说’而不是神的话说。似乎‘倪弟兄说’是比‘圣经说’更有权威。如果我要把所有听到关乎倪弟兄的那些‘神化’了的故事都写出来，这本书立即可以变成巨著，但感谢神我把那些故事都忘记了，因为它令人‘反胃’。……在小群教会里很容易听到好多关乎我舅父的一些像神化的故事，实在，他在以往的年日中太受人敬佩。神允许他有这样的失败是有祂的美意的。”

倪柝声于1948年第三次复出事奉以后，其中一个最为强调的信息“顺服权柄”，就是要会众毫无保留的相信带领者，甚至“顺服权柄”比真理更加重要；他认为顺服神的权柄代表就是顺服神，抗拒权柄代表就是抗拒神。教会虽然是提倡长老治会，但他却以使徒身份而驾驭于众长老之上，这种领袖推崇的情况愈演愈烈。“某种圣品阶级在他们高层中被建立起来，借着一排椅子的坐次来表示他们前后的等次，而第一个坐位无异议的都是为他（倪柝声）保留。这点，从一方面可以看见可能是他们对他信任的态度，但是事实上‘顺服权柄’的口号，却成为许多人此后工作上极大的困扰。”（李茂政：《典型在夙昔》，（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1989年，页174。）

历史证明倪柝声的教会观为异端邪教提供了一个实用高效的发展模式，后来国内危害严重的异端邪教例如呼喊派、东方闪电（全能神、实际神、能力主）被立王、主神教、三赎教（门徒会、蒙头教，旷野教、二两粮、三赎基督）、中华大陆行政执事站、常受主派等等，无论是教义还是组织模式都是沿用或者效仿倪柝声的教会模式。

聚会处封立的“七大使徒”是：1、倪柝声；2、汪佩真；3、左弗如；4、黄锦清；5、俞成华；6、张子洁；7、李常受。

倪柝声用诡诈欺骗的手腕把教会卖给三自以后，系狱而死，从来没有见过他为出卖教会给金牛犊的罪悔改的见证，倒是常常听说他从狱中捎信出来表白他从没放弃信仰，甚至留下遗言“我（因）信基督而死”。（当时很多圣徒捎信出来说自己没有跌倒是为了坚固外面的弟兄姊妹，倪先生的意思则侧重于为自己表白。）虽然外邦国会表彰了倪柝声为中国殉道者，他的种种表现还是暴露出假使徒的本质。倪柝声道德上的失败（如50年代签名问题上的诡诈）和信仰上的妥协（如50年代加入三自）已经证明，倪柝声的教导并不能使他自己成为一个属灵的人，他的《属灵人》是忽悠别人的，自己并不照着去做。这也是我们今天信徒的警戒。倪柝声因吴耀宗的控告而锒铛入狱，控告项目包括：在政治上极其反动，在经济上偷税漏税，在生活上私藏色情影片、书本，又和两个聚会处女同工有染。（据说后经查证是吴耀宗的诬陷）。在文革中，倪妻张品蕙因不肯与丈夫离婚而遭受严重迫害，曾经多次被鞭打，以至全身多处受伤，1969年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给她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1971年11月，张品蕙在岳阳路200弄88号家中骨折，送至医院后无人为其医治，11月7日，病故于上海中山医院的走廊中。倪柝声夫妇没有子女。

排名使徒第2的汪佩真与李渊如齐名，李渊如原本是贾玉铭主办的南京《灵光报》的编辑，后被倪柝声挖走。蔡苏娟见证的《暗室之后》第九章金陵女子学校校监卜小姐的原型就是李渊如。汪佩真父母是非基督徒。她比李渊如小五岁，比倪柝声大四岁。汪佩真由美国浸信差会的甘惠泉师母（Mrs Sweet）推荐在杭州的教会学校弘道女中读书时，由于女布道家石美玉医师的布道而相信耶稣，背着父母受浸加入甘惠泉师母的浸礼会；1918年又因余慈度主领的奋兴会而受感，立志全身心奉献，守独身传福音，并改名为佩真。她不顾父母的反对，坚持退婚并离家出走到南京就读金陵女子神学院。

汪佩真在南京期间结识李渊如和王载。1921年，她从金陵女子神学院毕业之后，开始到中国各省讲道。她的传讲很有能力，广受欢迎，号称中国的女司布真。1925年，她到烟台传福音，李常受因而受感愿意奉献传道。

1924年汪家自杭州迁避上海，汪佩真在父母住处附近的新闸路赓庆里租屋居住。约在1926年，汪佩真接受地方教会的道路，1927年3月，南京事件发生，灵光报社被砸，李渊如从南京避居上海，与其同住，在其赓庆里住处开始上海地方教会最早的聚集。在上海教会建立以后，她负责姊妹工作和青年学生的福音工作，不再上讲台讲道。许多人见证，她在属灵的事上达到相当的高度。既有慈爱的心，总是亲切、谦卑，帮助过无数在属灵和物质上有需要的人；同时也有敏锐的鉴别力、和坦率的性格。

1942年底，上海教会起了风波，批评倪柝声经营中国生化制药厂，并且据说倪柝声在期间做了昧良心的事，以致生化药厂变成了“生话药厂”，倪柝声采取一贯的作风，不为自己表白什么。上海教会的长老同工要求倪柝声停止职事。在这期间，汪佩真独自一人坚定站住，抵挡所有对倪柝声的误会与攻击。上海教会的长老们（张愚之、俞成华、唐守临、江守道等人）将倪柝声革除出上海教会，李渊如也退出侍奉，到苏州隐居。不久由于日军的干涉，上海教会停止聚会。1946年，战争结束之后，汪佩真和俞成华努力恢复上海教会的聚会，并从青岛邀请李常受来上海、南京一同作工，带进复兴。1948年初，汪佩真和李常受到倪柝声的家乡福州，在恢复倪柝声的职事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1949年8月，鼓岭第二期训练结束后，到1953年，汪佩真在鼓岭和福州海关巷14号，帮助训练工作。其间已经经历了农村土改等诸多政治运动的冲击，她以其属灵的智慧帮助青年人应付这些困难。其间在1950年曾前往香港看望当地教会，又回到福州。

1950年6月28日，中国政府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7月，倪柝声、李渊如、俞成华、汪佩真联名指示全国各地475个聚会处负责人，发动信徒32782人签名，由汪佩真等人送往福建省人民政府，要求保留鼓岭执事之家的房产土地。后来，鼓岭执事之家被定为团体地主。1951年3月，全体在鼓岭执事之家的人员受到管制，达半年之久。管制结束之后，执事之家的全部土地、房屋概行没收，执事之家的人员全体离开。

1953年底，汪佩真从福州回到上海，那时倪柝声已经被捕，汪佩真一方面致力于青年学生工作，许多大专学生在这时加入教会，使上海地方教会继续兴旺。这时，她开始倾向于王明道激烈反对三自运动的立场，由于地方教会内许多人非常敬重汪佩真，她的态度也影响到全国各地的地方教会，原来已经参加三自的各地地方教会纷纷退出。

1956年1月29日，在肃反运动中，她在上海和李渊如、张愚之、蓝志一等一同被捕，被打成“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最后以反革命罪被判处十五年徒刑，下监关进提篮桥监狱，文革期间在青浦劳改农场去世。

在汪纯懿的《何等奇妙》之附篇里，有见证汪佩真、李渊如生命最后的光景。李渊如1962年在上海监狱就宣告自己不信基督，并劝汪佩真也别信了。（https://share.weiyun.com/5oxbiRt ）（参看下图）

1965年李渊如在大礼堂向全监狱广播她不信基督的理由，后来又有一次专门讲给女监的犯人听。汪佩真则说话很少，但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公开说：“神不听祷告，神是没有的”。对聚会处的一个整体性批判，是汪佩真自己在监狱里总结出来的：“他们批评宗派的不对，呼召信徒脱离宗派，哪知他们逐渐形成比别的宗派还要严重的宗派”，虽然她因为不再信主，表达不准确，但大致意思已经说到点上去了。1965年李渊如就认为自己会被提前释放，所以愈加竭力想要立功得释放，但事实上到死都没有，结局很凄惨，病到糊涂不清时甚至玩弄自己的大便。

汪佩真刑满后被送到上海青浦农场，患上不治之症，也病死了。

汪佩真曾宣告说：“我要做一个在撒但面前被牠知名的人﹐好像保罗那样（参使徒行传十九15）。要让撒但知道﹐我汪佩真是只要主的﹗为了主﹐在事奉的道路上﹐天塌下来我也不怕。”这和灵恩派信徒的宣告完全一样，都是要在撒但面前得名，本质上这样的宣告都是不信主耶稣基督的表现，想借着撒但对他们的抬举要挟上帝赐给他们当得的奖赏和荣耀。（参考《灵恩派异端邪术揭秘—积极宣告》https://share.weiyun.com/5WGseQA ）

汪佩真、李渊如两个女人的信仰果子为“《希伯来书》6:4-6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于圣灵有分、并尝过　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权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从新懊悔了。”做了活见证。这两个女人都是至死没有再信基督，从前的属灵表现不过是假信。因为装的像装的真，不容易被识破，以至于得到中国的女司布真名誉，所以神不得不用无神党机器的铁腕来试验出她们的假来。事实证明汪佩真不过是假使徒而已。

左弗如是桂林地方教会的创始人。她年轻时，主用神迹领她跟从主。蒙恩之后，非常爱主，从青年时代就定意守童身，专一事奉主。她原在美南长老会在苏州齐门开办的福音医院工作，1933年11月19日，与福音医院的几位女信徒开始地方教会的擘饼聚会。1934年被迫离开医院，迁居高师巷2号聚会处。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左弗如前往江西牯岭带领特别聚会，年底取道香港返沪。1938年8月到长沙，10月到桂林工作，兴起桂林地方教会。1948年到1950年代初，左弗如是福州鼓岭“执事之家”的负责人，在土改运动中，曾由于签名问题而受到难为。

1956年1月29日，李渊如、汪佩真、张愚之、蓝志一等作为“倪柝声反革命集团首恶份子”被逮捕，左弗如因受倪柝声的《我是怎样转过来的》影响，宣布站到“人民立场”上，并在改组后的上海地方教会中，和唐守临、任钟祥一同负责。1956年5月在上海市基督教第二届代表会议上，当选为上海市三自副主席（罗冠宗当选为主席），在1961年4月的上海市基督教第三届代表会议上再次当选。左弗如将她思想转变的过程讲给弟兄姊妹听，以后这篇话刊登在“信徒学习委员会”《通讯》第一期内（1956年），题目是《神在我们软弱上显明了祂的大能》。左弗如加入三自后的积极表现可以参考《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第十九章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经过肃反运动的情形》。

1979年，左弗如因癌症去世。临终时说了一句话：“我很后悔，我给弟兄姊妹领错了路。”这位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同年上海市三自为四人帮横行时期被诬陷为反革命含冤而死去的原市三自主席谢永钦牧师平反，副主席陈见真主教、左弗如等同工都得到了平反昭雪。市三自借了钱为同工们落政补发工资,共补发了455905元(按当时物价比,相当于现在的1370万元)。

黄锦清曾是鼓岭使徒培训中心的负责人之一，后来不知所终。

俞成华1936年－1956年间上海教会的长老，倪柝声的重要同工之一，在1950年代的政治风暴中因信仰殉道。俞成华1901年1月5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十一月十五日），俞成华出生在浙江省新昌县的基督徒家庭，父亲俞封泉（又名俞和全）是当地一名铁匠，是一名信仰坚定的基督徒，经受过1900年义和团事变的考验。1927年，俞成华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这所学校以英语水平高著称。毕业后，俞成华一面作眼科医生，一面带职事奉。1933年，俞成华前往湖南长沙，在湘雅医院担任眼科主任。1936年，应倪柝声的要求，俞成华放弃在湘雅医院的高薪职位（月薪175元），回到上海带领教会。在上海期间，俞成华陆续翻译了《简易祈祷法》、《馨香的没药》、《盖恩夫人传记》（为地方教会甚至全国教会引进了这个拜偶像的偶像。）和《与神同在》（劳伦斯）等国外属灵名著，都属于内里生命派或奥秘派，由上海福音书房出版。在教会里兴起追求内里生命的空气。 1946年，抗战结束之后，他和汪佩真恢复上海教会的聚会。

（参考：《华理克推荐的属灵榜样》

https://servantmoses.wordpress.com/2018/12/25/华理克推荐的属灵榜样/ ）

1950年代初，俞成华曾在福州接替倪柝声，负责鼓岭训练的后期工作。1951年3月在土改运动中，曾由于签名问题而被拘禁。1956年1月29日，包括俞成华在内的上海教会的十几个负责人一同被关押在南阳路聚会所隔离审查，要求交代倪柝声的问题。他始终拒绝控诉任何人，以求良心平安。20天后被关进提篮桥监狱拘留审查。由于接受日夜轮流审讯，睡眠不足，俞成华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昏迷了三次，4月12日被保外就医，4月13日在上海宏仁医院去世。（俞成华见证《至圣所内生活――俞成华轶事》http://www.cctmweb.net/Holy/holy01.htm）

俞成华的儿子俞崇恩，在他经历国内火炼的运动期间，对地方教会的属灵骄傲作出过深刻的反省：“我承认，过去我们这个背景的教会是非常骄傲的，恐怕在中国所有教会范围内，可以说是最骄傲的了。主要原因是有一位引导我们的同工。（指倪朴声），真正是个聪明绝顶、过目不忘、博览属灵名著、口才知识都全备的弟兄。……所以当我经过了多年改造，从农场出来以后，就再也不敢分门别类（参林前3:1；多3:10）、另眼看待人了。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来同心事奉主。”

张子洁，青岛地方教会长老。1935年1月，张子洁受倪柝声的差遣，来到青岛无棣一路一号，建立青岛地方教会。信徒人数增加，聚会处容纳不下。张子洁亦赴山东各地，加强教会。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查封了青岛有英、美差会背景的教堂，青岛教会因与外国差会无关而照常聚会。但是不久因青岛教会拒绝参加日籍牧师山村好美组建的“华北基督教团青岛分团”，而被日军强令停止聚会。1945年日本投降，青岛教会恢复聚会。1948年，张子洁参加了倪柝声在福建鼓岭举办的同工长老训练。回到青岛以后，从1949年春节开始，张子洁带领青岛教会全体传福音，信徒迅速由300余人增至4000人，除了龙山路4号聚会所以外，还分为20个家聚会。1950年，青岛教会成为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新疆工作区的中心教会，张子洁以使徒身份巡视各地（参《曾友山：河南基督教沿革述略》http://phi.ruc.edu.cn/bbs/archiver/?tid-27350.html）。1951年3月，张子洁邀请上海的自由布道家顾仁恩来青岛，在龙山路4号聚会所布道，顾仁恩因“散布反动言论”和“驱病赶鬼”被逮捕。（参考《陶匠的手》第四章顾仁恩事件）同年，在土改运动中，青岛教会1500余名信徒参加签名，上书毛泽东主席和福建省人民政府，要求保留福州鼓岭“执事之家”的土地。6月，青岛教会参加青岛市基督教“三自”运动筹备委员会。年底，张子洁、张世平以“反革命罪”被捕。青岛教会的聚会人数锐减。张天人继续负责青岛教会，经过先后二次退出“三自”，终于因“爱国教徒的帮助”和“政府的感召”而公开认错，第三次参加了这一组织。1956年秋，在青岛市基督教第二届代表会议上，青岛教会的张天人长老当选为青岛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任。

1958年，青岛市基督教实行联合礼拜，龙山路聚会所成为全市10个基督教联合聚会点之一，青岛教会的其他聚会所均被撤并。1965年，龙山路聚会所的聚会停止，房屋由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使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81年3月19日，山东省基督教第三次代表会议召开，张天人被选为山东省基督教协会第一届委员会副会长。同年5月26日，青岛市基督教召开第四次代表会议，选举张天人为青岛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并出任新成立的青岛市基督教协会会长。1984年，青岛基督徒聚会处重新恢复活动。

李常受1925年4月十九岁时，因得听汪佩真传讲《出埃及记》脱离法老辖制的信息，李常受因此接受福音，并奉献一生。李常受在中华自立会受点水洗礼，但是不久离开。约在一九二七年，李常受开始参加弟兄会的聚会，此后7年，李常受在当地的开放弟兄会（牛顿派）聚会，学习用寓意解经的方法研读圣经中的预言和预表，他勤读圣经，同时还订阅福建一位青年基督徒倪柝声出版的《基督徒报》，开始接受倪柝声的观点，并在1930年接受弟兄会传教士布纳德在海中施行浸礼。后来受到倪柝声的器重，继承了倪的衣钵。

1931年李常受接受呼喊的邪灵充满。李常受是个少有意见而顺服的人。在上海与倪弟兄同工，他常常被倪弟兄问：常受，你有什么意见？李常受就说：“我没有意见，你叫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李常受从来不表示意见，他乃作他该作的。在倪柝声手下时，这个呼喊的邪灵表现并不明显。1960年代，李常受在美国传讲“主的恢复”、“呼喊主名”时，这个邪灵爆发，表现为明显的呼喊派特征，并传到国内，成了危害巨大的邪教和异端邪教孵化器。李常受也理所当然成了四一神的第四位格“常受主”，呼喊派的呼喊主名，也成了“呼喊常受主”。1994年2月20日，在新春华语特会中，年已89岁的李常受又看见了圣经中“神圣启示的高峰”：“神成为人，为要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是在神格上)成为神。”将其异端思想暴露无遗：撒但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坐在神的位上自称为神。李常受传播的怪异邪说有：基督是被造的，基督的肉体中有撒但的性情；神是三变一而非三位一体；成为肉体的是整位神，不仅是神的儿子；基督是父也是灵；没有天家，天家是教会；基督不再来，惟有李常受是拯救世人的“常受主”，要敬拜赞美“常受主”；“道的时代已过”，现在是转入“灵的时代”；圣经已过时；‘主就是那灵’，‘你呼喊，灵就来了’。等等。目前各派基本上都会公认李常受是异端邪教，凡是不认为李常受是异端的自己一定是异端邪教。